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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背景与问题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高等教育被提升至前所未有的战略高度，被视为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协同发展的关键枢纽。作为教育强国的龙头，高等教育不仅承担着立德树人、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与接班人的根本任务，更被给予引领社会进步、支撑国家创新发展的厚望。

　　然而，在我国高等教育取得瞩目成就的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正面临着深刻的“不平衡性与不充分性”。这种失衡首先体现在地域维度上。以第二轮“双一流”建设高校与学科分布为例，东部沿海地区占据了绝对优势。若将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两校近80个自主设置的一流学科一并计入，东西部之间的资源鸿沟就更大。这种差距不仅源于历史原因与经济发展水平，更在经费投入、人才集聚、国际交流等方面形成了“马太效应”。教育部数据显示，国家近年来持续加大对西北、西南和中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投入，中西部中央财政教育转移支付资金占比持续保持在80%以上。但源于区域经济活力、城市综合承载力与区位条件的差异，西部与东北地区高校在吸引与稳定高层次人才方面依然举步维艰，人才“孔雀东南飞”的现象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扭转。

　　在此背景下，探究高校如何与区域社会实现有效互动、双向赋能，具有重大的理论与现实意义。本研究旨在系统梳理高校与区域互动的内在逻辑与现实挑战，并提出面向未来的战略性发展路径。

　　二、高校与区域互动的内在逻辑与关系重构

　　高校与区域的关系，历经了从“物理共存”到“化学融合”的深刻演变，逐步形成了一种“共生共荣”的有机生态系统。

　　(一)区域沃土：高校发展的根基与养分

　　城市与区域为高校提供了生存与发展的物理空间、资源保障与文化氛围。在计划经济时代，高校曾因资源消耗巨大且自成体系，被部分地方政府视为“负担”，二者关系疏离，甚至陷入“高校在地方是物理上的存在，精神上的虚无”的尴尬局面。然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与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高校的价值被重新发现与定义。它不再是孤立的“象牙塔”，而是城市的名片、文明的窗口与创新的发源地。地方政府逐渐认识到，一所高水平大学对于提升城市品位、优化营商环境、吸引高端要素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认知转变促使地方政府积极行动，将高水平大学视为提升城市能级、优化营商环境和吸引高端人才的核心资产，其具体实践深刻体现于“学科-产业”的精准对接与“校区-园区”的协同共建上。区域优势产业与高校优势学科间存在天然的匹配效应，如医疗服务业对接生物医学学科、信息产业对接电子与计算机科学等，这要求高校必须善用地方政府、行业部门等“共建”机制，在精准响应区域需求中实现学科集群的竞争力跃升。全球典范如依托麻省理工学院的“波士顿128公路”、联动3所名校的“北卡三角园”、与斯坦福大学共生的“硅谷”等，均印证了高校作为知识策源地，能够通过教学、科研与生产的一体化，催生并支撑起庞大的高技术产业生态。这一模式在国内亦有积极响应，如西安交通大学在西咸新区获地建设“创新港”并谋划新的拓展，正是地方政府以长远战略眼光与实质性资源投入，认可并强化高校这一“区域发展引擎”作用的生动体现，最终使高校深植于区域沃土，并反哺其繁荣生长。

　　(二)高校引擎：区域发展的智力与创新源

　　高校作为区域发展不可或缺的引擎，其角色定位与创新范式经历了深刻的战略演进。早期的创新1.0阶段呈现为“线性创新”模式，高校在相对封闭的体系中主要扮演“科技供应者”的角色，通过单元技术的引进与转移，为区域产业的技术模仿与升级提供了最基础的智力养分。此时，高校作为知识库的定位，初步奠定了其服务于区域发展的基本功能。随着创新复杂性的提升，区域创新系统步入以“协同创新”为特征的创新2.0阶段。高校从相对封闭的“象牙塔”转变为开放的“产学研合作”平台，其创新形态演进为合作型。在此阶段，以“三螺旋”理论为核心的创新范式，将高校、产业与政府紧密联结，高校通过知识共享与集成创新，直接融入区域经济脉络，成为驱动区域产业升级与竞争力提升的关键，其智力贡献从单向供给走向多向互动。进入创新3.0时代，“生态创新”成为主导逻辑，区域发展更加依赖于健康、动态的创新生态系统。高校的角色也由此实现根本性跃迁，从协同体系中的一员，转变为整个“创新网络”的核心结点。它通过构建与维系多主体、多要素的创新共同体，不仅持续产出前沿知识与技术，更承担起设定创新议程、催化创业活力、塑造创新文化的系统功能。最终，高校作为区域发展的核心智力引擎，通过引领系统性的创新活动，全面赋能区域经济社会的高质量和可持续发展。具体看，高校通过教育、科技和人才培养三大核心功能，成为区域发展的核心驱动力。

　　1. 人才培养基石。高校是区域高素质人才的核心供给端。高校所培养的人才质量，直接决定了区域劳动力市场的竞争力和未来发展潜力。美国波士顿肯德尔广场被誉为“全球最具创新力的一平方英里”，其聚集了13家入选国际Top20的生物医药公司，吸引了约6.6万名科创人才生活工作。高校和科研机构是肯德尔广场创新生态系统的核心力量，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等世界顶尖学府为广场提供了源源不断的创新思想和人才资源，在马萨诸塞州关联企业超过1000家，成为推动产、学、研互联互助的加速器。从新型研发机构来看，微软亚洲研究院(MSRA)与全球顶尖高校(如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等)建立了紧密的学术合作网络，成为计算机科学领域世界级的研究高地，培养了如张亚勤、李开复、沈向洋等大批顶尖人才。

　　2. 科技创新策源。当前，高校的创新活动遵循“知识生产模式III”，其特征是大学、产业、政府、社会等在创新生态中形成“四螺旋”，通过协同与反馈，共同定义问题、整合资源、创造应用情境下的新知识。此时，高校尤其是研究型大学，成为基础研究和前沿技术突破的主阵地。哈尔滨工业大学在航天科技与计算机领域、西北工业大学在军用飞行器制造领域的卓越贡献，均是高校科研力量与国家及区域战略需求紧密对接的典范，实现了“花最少的钱办成最大的事”的战略效益。从国际上看，斯坦福大学与硅谷的关系也具有“1+1>2”的特征。斯坦福大学的创新策源不仅体现在催生了谷歌、惠普等具体企业，更在于它系统性地构建了一套可复制的创新机制，即通过设立技术许可办公室进行专业的专利运营，鼓励师生创业，并与全球风险投资机构最密集的区域沙丘路(Sand Hill Road)上的风险投资家形成制度性联系，重新定义了“大学知识转化为商业价值”的全球范式。

　　3. 社会服务高地。高校通过智库咨询、技术转让、成果转化、文化传播等方式，直接服务于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例如，浙江省的传统“块状经济”面临转型升级压力，浙江大学的社会服务就体现了“系统性赋能”的特点。它通过建立遍布全省的独立技术研究院网络，如宁波研究院、绍兴研究院、台州研究院、衢州研究院等，深度嵌入地方产业集群，成为学校服务地方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枢纽，实现了提升整体区域创新能级之举。相似地，大连理工大学依托其工科优势，深度融入辽宁省产业升级转型，也是高校服务地方经济的生动实践；合肥市政府依托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等高校的科研优势，通过国有资本平台，精准投资京东方、长鑫存储、蔚来汽车等，成功实现从传统工业城市到“芯屏汽合”产业重镇的华丽转身。从国际上看，凤凰城从沙漠城市转型为美国新兴的科技中心，亚利桑那大学是其核心推手。例如，大学与市政府共建的“凤凰城生物医学园区”，不仅提供科研设施，主动吸引并整合了梅奥诊所、病理学研究中心等机构，构建了一个完整的生物医学创新网络。

　　(三)需求牵引：区域发展倒逼高校改革

　　区域产业的升级、社会结构的变迁与国际竞争格局的演变，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重塑高校的学科专业设置、人才培养模式与科研组织范式。这一“需求牵引”的变革逻辑，驱使大学日益深度地融入社会生产体系，推动其科技创新活动向创新链后端延伸，并须直面且应对社会对人才的多元化需求。这种来自社会的外部压力已成为驱动高校内部革新的关键动力，已有不少国内外实践提供了相关的例证。德国弗劳恩霍夫协会的成功范式极具代表性，其核心在于“合同科研”机制，即由企业提出具体技术需求，协会组织科研力量进行定向研发，成果直接反馈于产业应用。这种根植于企业创新需求并最终受益于企业创新的模式，不仅使其被誉为“科技创新的引擎”，也为高校更紧密地对接产业、实现知识价值的及时转化树立了标杆。我国长三角地区的协同实践同样深刻体现了这一趋势。例如，由国家智能网联汽车(上海)试点示范区牵头发起，上海汽车集团、同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等共同组建的“上海市智能网联汽车与智慧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便是一个典型的响应区域战略需求的协同创新平台。该中心聚焦于智能网联汽车的算法验证、V2X通信测试等关键工程化问题，其设立与运作直接回应了长三角地区打造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的宏伟规划，倒逼参与高校在科研组织、学科交叉(如车辆工程、通信技术、人工智能)及人才培养上做出适应性改革。同样，四川大学通过合并强化医学特色以响应“健康中国”战略，以及广东、浙江两省高校为支撑其数字经济、智能制造等领先产业而在人工智能、数据科学等学科上谋求率先突破，印证了在需求牵引下，高校正从相对封闭的学术共同体，加速转型为区域创新生态中不可或缺的响应性与支撑性节点。

　　三、面向未来的高校的三大变革

　　为适应新时代的要求，高校必须启动深层次的系统性变革，其核心可归结为“三大变革”。

　　(一)结构变革：优化学科专业布局，推动交叉融合

　　随着当前知识生产、传播和研究范式的变革，科技进步、社会问题、全球挑战、国际竞争等都亟需高水平复合型跨学科人才。学科和专业结构是高校功能的骨架，未来高校的结构性变革，必须放弃过往简单的学科和专业“增设”与“撤销”做法，走向深度的“融合”。

　　1. 从“单一学科”到“问题导向”。科技史证明，人类当下所面临的复杂问题，如气候变化、公共卫生、人工智能及其伦理等，无一能由单一学科独立解决。高校必须打破传统学科壁垒，建立以重大问题为导向的交叉学科研究平台和人才培养项目。例如，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牵头的重大挑战计划就是一个全校性的“大科研合作”计划(mega-research)。该计划遵循其提出的“大目标，大影响”(Big Goals, Big Impact)的初衷，通过整合全校相关资源致力于共同解决一些重大社会挑战，并争取发展资源、扩大影响力、布局未来创新领域。又如，牛津大学不鼓励学生攻读单一学科，并反对专注于某一特定问题，而是关注更具有延展性、前沿性的重大问题。学校还会根据研究生们的项目或兴趣需求，进行跨学院跨学科研究生培养合作，开设联合课程与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并设立专门的丰厚的跨学科奖助学金(如韦登菲尔德和霍夫曼领导力计划)。其文理并重的发展方略孕育了圣凯瑟琳学院的“计算机科学与哲学”和“数学与哲学”等大跨度的学科交叉。学校还不定期开展跨学科学术研讨会，如两个学院共同举办的全球肥胖问题研讨会。跨学科培养已成为建设世界一流大学的重要手段，成为当前人才竞争的关键环节。面向未来，要扎根我国重大战略需求，以解决中国现实问题为导向，重塑跨学科人才培养方案。

　　2. 动态调整与特色发展。高校应建立学科专业的动态调整机制，对于脱离科学发展规律和社会需求、发展滞后的学科，要勇于“瘦身健体”。同时，应避免同质化竞争，坚持“特色发展”。对于多数高校而言，与其盲目追求“大而全”，不如深耕自身历史与传统，在特定领域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的差异化优势。从服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的角度来看，高校的发展战略应积极与所在城市或区域的战略规划相衔接。以纽约大学为例，该校将“推动城市发展”深度融入其发展战略之中。作为一所坐落于国际大都会纽约的顶尖私立研究型大学，纽约大学秉持“融于城市，服务城市”(in and of the city)的办学理念，充分利用纽约丰富的文化与社会资源。诸如博物馆、画廊、音乐厅等城市设施，成为学生开展实践教学、专业实习与职业发展的重要平台。依托纽约作为国际金融与文化中心的区位优势，纽约大学成功吸引了全球范围内具有卓越才华与研究潜力的学者前来任教和从事科研工作，实现了大学与城市的协同发展。

　　3. 以人为本的改革智慧。学科调整不仅是制度与结构层面的优化，更涉及深层次的利益格局与情感认同。改革不能简单理解为对既有岗位削减式的“砸人饭碗”，而应通过转岗培训、资源倾斜、增设平台、团队重组、新课开设等方式，引导教师向新兴、交叉，与战略急需的领域转型和有序流动，实现“端上更大、更好的饭碗”。在这一过程中，高校需注重政策设计的历史性、包容性与发展性，充分尊重学者专业归属与学术志趣，增强教师在学科转型过程中的参与感与获得感。以麻省理工学院成立“苏世民计算机学院”为例，该学院没有通过大规模新增教职来实现其跨学科使命，而是创新性地设立了“共享教职”制度。来自电子工程、社科等不同院系的原有教师，可申请与计算机学院建立双聘关系，将其专业知识与计算科学深度融合。学校为这些转型教师提供启动资金、研究生名额及计算资源支持，有效盘活了现有师资队伍，实现了传统学科教师向“人工智能+”领域的平顺转型，以达到“重塑计算时代”的目的，为全球高校系统化推进跨学科师资建设提供了范式。

　　(二)模式变革：创新教学与科研范式

　　1. 强化“有组织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中高度依赖学者个人探索的“自发”属性相比，教学改革更需通过“有组织”的顶层设计加以系统性推进。高校应着力构建跨院系的课程开发团队，建立常态化的教学研讨与经验交流机制，并大力推动教材建设，鼓励教师将前沿科研成果转化为优质教学资源，目标是实现“一门新课程，三年成雏形，五年再变革，十年成经典”。麻省理工学院于2017年启动的“新工程教育转型”计划，旨在彻底重构工程教育的核心课程与教学方法。学校组织来自机械工程、电气工程、计算机科学乃至人文社科领域的教师，共同设计并讲授“机器人与系统设计”等融合多学科知识的项目式核心课程。同时，设立“MIT J-WEL教育改革联盟”，定期组织工作坊和国际论坛，形成了常态化的教学经验交流与提升机制，并将其在项目式学习、数字化教育方面的前沿探索，系统性地固化为新的课程大纲、教材和在线学习模块，例如推出《工程领导力》等系列新教材。进而，通过这种高度组织化的方式进行系统性的教学改革，有效印证了“有组织的教学”对于提升人才培养质量的重大战略价值。

　　2. 平衡“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在协调“自由探索”与“有组织科研”之间的关系时，应认识到二者并非相互排斥或彼此替代，而是一种辩证统一、相辅相成的动态平衡关系。并非所有科技领域或科研人员都需参与有组织科研；相反，有组织科研与基于兴趣的自由探索应当互为补充，共同推动科学进步。因此，既要围绕国家重大战略需求，组织跨学科团队进行协同攻关，解决“卡脖子”技术问题；也必须葆育一部分教师进行“天马行空”的自由探索，为孕育像杨振宁先生规范场理论那样的原始创新留出空间。这才是实现“开天辟地”式突破的根本。作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高校推进有组织科研，是构建体系化、建制化科研体系，服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要路径。在此过程中，必须坚持有组织科研与自由探索并重，允许在相关方向进行适度探索，以应对当前科学领域所面临的复杂系统性问题，实现具有原创性与引领性的科技成就。另外，高校应坚持“学科建设”与“科学研究”双轮驱动，这一原则同样适用于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一流大学也应建设与之匹配的高水平研究平台。我国顶尖高校肩负着支撑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建设、实现科技自立自强的重要使命，因而需在传承自由探索式研究传统的同时，强化有组织创新与引领性创新，加快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布局，系统构建支撑国家发展的体系化科技力量。

　　(三)体系变革：构建开放协同的高等教育生态

　　1. 数智化赋能教育体系。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以数字化和智能化为核心的数智时代，正以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技术为支撑，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实现技术进化、前沿突破，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深刻变革。数智时代是人类有史以来影响最大的技术转型期，并对教育体系提出了深刻变革的要求。数智技术正重塑知识的生产与传授方式，充分释放出信息技术的传播潜能。为此，高校要积极应对数智时代的教育变革，反思、重构和转型现有教育模式，以创新教育为重要驱动推动教育强国建设，切实提升人才自主培养能力，顺应全球科技创新趋势和国家战略发展需要。具体看，要以人工智能、大数据技术为支撑，构建跨校、跨区域的智慧教育平台，推动优质课程资源、虚拟仿真实验的共享，打破校园的物理边界。利用学习分析技术为学生构建个性化学习路径，借助虚拟现实、数字孪生等技术创设沉浸式学习环境，深化知识理解与应用，并基于大数据对教学全过程进行诊断与反馈，最终构建一个以学生发展为中心、数据驱动、智慧融通的新型教育范式。

　　2. 推动协同育人共同体建设。构建可持续的制度化合作框架与动力机制是协同育人体系的关键抓手。一方面，需要建立权责清晰的组织协调机构与常态化的沟通机制，以降低校际合作的交易成本；另一方面，必须设计科学的利益平衡与补偿机制，如将成员高校在资源贡献、课程建设、师资输出等方面的投入与绩效评价挂钩，激发其持续参与的内生动力。可借鉴上海思政课“各校承建、资源共享”的模式，以及江西将南昌、赣州、抚州三地高校资源联动整合的经验，在更广泛的学科领域建立校际联盟，实现师资互聘、学分互认、课程共享，形成“抱团发展”的合力。最终目标是通过深度融合各校的学科优势、师资特长与地域特色，形成功能互补、共生共长的“高等教育集群”，从而在宏观上优化区域乃至国家的高等教育布局与学科生态。

　　四、关键保障：深化教育评价与大学治理改革

　　任何高等教育的战略规划若要真正落到实处，都离不开制度体系的坚实托举。在我国从教育大国迈向教育强国的新阶段，深化治理体系与评价体系改革已成为驱动高等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性变量。教育评价与大学治理共同构成资源配置、权力运行与行为规范的制度基础，两者相互嵌合、相互强化，决定着高等教育发展的质量与方向。因此，高等教育改革必须在理念、结构与机制上协同推进评价改革与治理创新，实现从制度激励到组织能力的全面革新。

　　(一)破立并举，构建科学的教育评价体系

　　近年来，“破五唯”改革持续深化，已成为引导我国教育评价转型的重要标志。辩证看，“破”只是矫正偏差的起点，真正决定改革成效的是“立”的过程，即建立一套兼具科学性、公平性与引领性的评价新标尺。关键挑战在于如何从“量化指标”的旧范式转向“价值贡献”的新范式，从而实现教育评价从规模化、功利化向内涵式、价值型发展的深层变革。

　　1. 实行分类评价。中国特色高等教育体系的类型结构日益丰富，如果仍延用单一、刚性、量化的指标体系横向比较，不仅无法真实反映不同院校的办学成效，还会加重误导资源配置方向。因此，分类评价应针对不同类型的学校、岗位和教师，建立与之相适应的评价标准，对教学型、科研型、社会服务型人才予以同等尊重。分类评价的本质，是将不同维度的学术与社会价值纳入同一“价值体系”中，真正实现“让各类人才在各自赛道上跑出最好成绩”。

　　2. 强调贡献与成效。传统评价体系中常见的论文数量、项目数量、经费额度等指标，更多反映的是“投入”或“过程”，而非“产出”或“价值”。在构建科学评价体系时，必须转向强调高质量成果的贡献度。具体看，在人才培养方面，更应关注学生学习增值、创新能力生成、毕业生就业质量与长期发展表现；科研方面，应评价成果对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影响，如产业赋能、政策引领、文化传承等；社会服务方面，应强调专业服务的公共价值、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以及推动区域发展的贡献。

　　3. 引入长周期评价与同行评议。科研与人才培养均具有长周期属性，“短平快”的评价方式容易导致学术行为的功利化与短视化。因此，应构建基于长周期的综合性考核体系，强化过程性、周期性与阶段性评估。同时，同行评议特别是“小同行评议”，是国际通行的学术评价方式，有助于构建学术共同体内部的评价权威。通过赋予同行更大职业自主权，使评价回到专业标准与学术规范本身，从而减少行政化干预，恢复高等教育的专业逻辑与学术伦理。

　　(二)优化内部治理，激发内生动力

　　大学内部治理体系是否科学、有效是决定高等教育质量的重要标准。现代大学治理强调治理主体、治理结构与治理能力的系统性提升，其目标是构建权责清晰、运行规范、激励有效的治理格局，使大学能够形成面向未来的战略行动能力与持续创新能力。

　　1. 坚持和完善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党委领导下的校长负责制是中国特色的现代大学制度的核心，是保障办学方向、提升组织凝聚力与战略决策力的关键制度。在实践中，这一制度的有效性不仅依赖于制度设计，更依赖于领导干部的政治智慧、党性原则与人格魅力。党委应聚焦战略方向、重大决策、干部队伍与意识形态领域，校长及行政体系则专注于大学治理、资源配置与办学能力建设。领导班子成员之间的协同性、制度执行中的透明性与组织文化中的团结性，共同决定了这一制度的运行成效。

　　2. 践行“发展机会向一线倾斜”原则。随着高校行政体系的专业化水平不断提高，行政主导的资源分配机制容易产生结构性挤压效应。高校管理者，特别是拥有行政职位的“双肩挑”和“单肩挑”干部，因为已经占有了职务及其相应待遇，因此在职称评审、项目申报、荣誉获取等方面应有所避让，将发展机会更多地留给一线从事教学科研的教师和管理岗位上的职员，营造风清气正的学术和管理环境。

　　3. 强化中层执行力的建设。院系层级是大学治理体系与改革落地的关键，应着力提升中层管理队伍的专业能力、服务意识与执行水平。要明确行政工作本质是“服务”，而非“权力”，并通过强化岗位培训、完善绩效激励、优化权责结构，使中层干部真正成为改革的“执行者”，鼓励管理人员像教授热爱实验室一样热爱自己的岗位，将贴在墙上的规章制度内化为服务师生的自觉行动。

　　五、结论与未来展望

　　我国高等教育正处在从“跟跑”“并跑”向若干领域“领跑”转变的历史性跨越时期。高校必须坚定不移地以“立德树人”为根本任务，深刻把握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化发展的时代规律，通过结构、模式、体系的系统性变革，深度融入区域发展，在服务中彰显价值，在贡献中赢得支持。面向2035年建成教育强国的宏伟目标，对未来提出如下展望。

　　1. 从“顶天立地”到“开天辟地”。经济发达地区高校在长期扎根区域、支撑产业、回应需求的基础上，已具备向世界前沿发起挑战的能力和条件。对于这些高校，应在服务区域需求(立地)和对标世界前沿(顶天)的基础上，勇担“开天辟地”的使命，聚焦人类共同面临的根本性科学难题和关键技术瓶颈，在原始创新理论、重大科技突破与未来产业发展上勇担引领者角色。高校的科研体系应实现从“跟随者”向“引路者”的跃迁，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支撑国家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的战略主动。

　　2. 构建中国特色的人才自主培养体系。在全球格局深刻变动、知识体系加速重塑的背景下，高校必须深化新时代人才自主培养的内涵体系建设。未来，应以多学科交叉培养、产教融合育人、科研反哺教学等改革为支点，构建适应国家战略需求与未来产业发展的高质量人才供给体系，实现从“知识传授”到“知识创造”、从“能力培养”到“卓越塑造”的系统跃升。应更加注重学生的全球视野、跨文化理解力、战略思维能力和国际领导力的培养，使其能够活跃在世界舞台中央，在全球治理体系中自信表达，弘扬中国智慧。

　　3. 形成终身学习的教育闭环。教育强国建设要求构建适应技术变革、产业升级和人口结构变化的终身学习体系。未来应推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的融通，构建起“中等职业教育(用其然)-高等职业教育(行其然、创其然)-本科教育(知其所以然)-研究生教育(知未然)”的多层级人才培养教育链，形成“接受知识-验证实践-创造知识”的良性循环。在这一过程中，数字化与智能化将成为促进学习方式变革的重要力量，使学习场景突破校园边界，逐步形成与学习型社会相匹配的教育生态。

　　最终，中国高等教育的使命，不仅在于服务于国家的现代化，更是要通过自身的卓越与包容，为人类文明的进步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彰显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条路任重道远，需要每一位高等教育战线上的工作者，秉持“功成不必在我，功成必定有我”的信念，久久为功，砥砺前行。

　　【严纯华，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副会长；兰州大学原校长，北京大学博雅教授】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6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