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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2024—2035 年)》指出，要“聚焦中国式现代化建设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以党的创新理论引领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构建以各学科标识性概念、原创性理论为主干的自主知识体系”。职业教育科研是夯实教育强国理论根基的基础工程，承担着发展创新职业教育基本理论、服务技能型人才培养、提升职业院校办学治理能力、提高职业教育决策科学化、民主化水平的重要使命和构建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时代重任。

　　在这一背景下，持续开展对职业教育科研论文的观察监测与研判分析，既是了解职业教育科研动向的重要方式，也是引导职业教育研究机构和研究者形成学术自觉、积极参与建构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路径与方式。

　　本次职业教育科研论文统计范围为2024年27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即《中国职业技术教育》《职教论坛》《职业技术教育》《教育与职业》4家被《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收录的职业教育类中文期刊(以下简称“4家职教核心期刊”)的有效论文，以及23家教育类中文核心期刊(以下简称“23家高教核心期刊”)中的职业教育科研论文。

　　2024年4家职教核心期刊共发文1394篇，与2023年相比刊文数量有较为明显的下降。2020—2024年5年间，刊文总量呈现持续下降的态势。(见图1)刊文数量的变化一定程度上显示了期刊在优化办刊方向、提升办刊质量、助力学术繁荣上的努力，但也反映出职业教育科研队伍不断扩大与核心期刊平台的学术生产承载力下降之间的矛盾。

　　本次统计剔除期刊中的卷首语、笔谈、资讯报告、报道、简讯等文献信息以及其他非学术文章、撤稿文章共计105篇，获得有效职教科研论文1289篇，23家高教核心期刊中有关职教科研论文共151篇。本次统计分析的样本论文为1440篇。

　　一、职业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机构分析

　　本次统计采用2024年6月教育部官方公布的全国高等学校(不包含港澳台地区)名单，共计3117所，其中：普通高等学校2868所，含本科学校1308所、高职(专科)学校1560所；成人高等学校249所。根据名单的信息统计，公办本科高校885所，公办高职(专科)学校1169所，民办本科高校411所，民办高职(专科)学校388所，中外合作办学及内地与港澳合作办学本科高校11所、高职(专科)学校3所，境外高等教育机构在海南自由贸易港设立的学校1所。

　　(一)2024年各类型高校职业教育科研发文总体情况

　　本次统计以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发文统计单位。2024年共有397所普通高等学校在上述27家统计源刊上发表职业教育科研论文1260篇，占全部普通高等学校总数的13.84%。各类型高等学校的发文情况如表1所示，公办本科院校发文量是公办高职(专科)学校的2.22倍，与2023年度(1.52倍)相比差距进一步扩大，公办本科院校作为职业教育科研场域中最为重要的研究力量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强化。出现此现象的原因，除公办本科院校有较深厚的学术研究积淀之外，还受到以下两个方面因素的影响：①部分高职(专科)学校升格为职业本科院校，在统计中被纳入公办本科院校的范围内(2024年共有16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发文64篇)；②采取第一作者的第一署名单位作为统计标准，双单位署名存在可选择性。第一作者署名为在职博士研究生的123篇论文中，82篇论文作者署名的工作单位为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其中66篇的第一署名单位为其攻读博士学位的公办本科院校，占比为53.66%，这也造成公办本科院校发文总量的增加。

　　从校均发文看，公办本科院校为4.62篇，远高于公办高职(专科)学校的2.01篇、民办本科院校的1.36篇和民办高职(专科)学校的1.09篇。

　　从重点建设院校的发文情况来看，“双一流”建设高校和“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是职教科研论文的重要贡献力量。2024年共有54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在统计源期刊上发文，占“双一流”建设高校总数的36.73%；发文347篇，占公办本科院校发文总量的40.82%；校均发文6.43篇，是非“双一流”建设高校(3.87篇)的1.66倍。相比2023年，“双一流”建设高校的发文院校数增加了6所，发文量增加了14篇，校均发文量减少了0.5篇。

　　本次统计的全国高等学校中职业本科院校数量为52所，其中民办职业本科院校23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29所。2024年共有18所职业本科院校发文68篇，占全国高校发文总量的5.4%，其中16所公办职业本科院校发文64篇，2所民办职业本科院校发文4篇。16所发文的公办职业本科院校有12所为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合计发文55篇。

　　共有90所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在统计源期刊发文，占建设单位总数的45.69%；共发文263篇。剔除已升本的“双高计划”建设单位78家，发文208篇，占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发文总量的54.31%。相比2023年，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学校的发文院校数、发文量分别下降了12所、66篇。

　　(二)2024年职业教育科研发文机构的区域分布特点

　　2024年东部地区的发文机构数和发文量继续保持领先优势，与2023年相比，发文量占比下降了2.55个百分点；相比2023年，中部、西部、东北地区的发文贡献占比均有小幅提升，分别提升了0.46、1.35、0.75个百分点。从校均发文来看，东部地区仍占优势，相比2023年，东部、西部、东北地区分别下降了0.05篇、0.28篇、0.43篇，中部地区则提高了0.25篇。(见表2)

　　具体到各区域高校参与职教科研活动的状况，东部地区明显高于其他区域，相比于2023年，东部、中部地区分别下降了2.12、2.17个百分点；西部、东北地区增加了2.61、1.66个百分点。这显示了在职业教育区域均衡发展过程中职教科研贡献产出的变化。

　　将数据比较的范围细化至省域层面可以发现，发文数量超过100篇的有浙江、江苏、广东、上海4个省(区、市)；从占比看，省域高校发文量占全国高校发文总量的比值超过5%的有浙江、江苏、广东、上海、天津、广西、重庆7个省(区、市)，其中浙江和江苏超过10%。从校均发文数看，高于全国平均数的有天津、上海、重庆、浙江、陕西、广西、河北、北京、湖北9个省(区、市)。由此可见，我国职业教育科研生态已形成由浙江、江苏、上海组成的职教科研集聚中心。该中心与其职业教育发展的水平形成了一定的呼应关系，此外，广东、天津、广西、重庆、北京等省(区、市)也形成了散状的区域职教科研中心。(见表3)

　　(三)2024年职业教育科研高贡献机构分析

　　根据机构发文数量的分布特点，本研究将发文4篇(含)以上的机构归类为职教科研高贡献机构。2024年，高贡献机构中公办本科院校有55所，比2023年增加5所；共发文669篇，比2023年增加55篇；分别占同类发文院校总数的29.89%和同类机构发文总量的78.71%，比2023年下降了1.36和0.41个百分点。(见表4)其中，21所“双一流”建设高校共发文298篇，占公办本科院校高贡献机构发文的44.54%，比2023年下降4.32个百分点；6家已升格职业本科学校的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发文51篇。

　　2024年，高贡献机构中公办高职(专科)学校有27所，共发文158篇，分别比2023年减少8所和72篇；分别占同类发文院校总量的14.14%和同类院校发文总量的41.25%，比2023年降低1.42和3.85个百分点。(见表5)其中，19所“双高计划”建设单位(不含已升本的“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共发文114篇，占公办高职(专科)学校高贡献机构发文总量的72.15%。

　　(四)2024年职业教育科研其他机构发文情况

　　2024年共有91家其他类型的机构发文180篇，占全部发文总量的12.5%。其中发文4篇及以上的有10家，发文77篇，占其他机构发文总量的42.78%。(见表6)

　　(五)近5年职业教育科研发文机构对比分析

　　进行年度发文比较能够有效反映出一定时期内科研生态的宏观变化，但由于年度间期刊刊文总量变化较大，用绝对值来比较有较大的偏差，因此本研究采取对比各类型发文机构的发文量占比的方式对2020—2024年的各类型职业教育科研论文发文机构的发文情况进行对比分析，发现如下现象。

　　1.公办本科院校的贡献占比大且增长快，公办高职(专科)学校下降明显。如图2所示，近5年，公办本科院校的发文量占普通高校总发文量的比例从39.70%上升至67.46%，且一直保持增长的趋势；公办高职(专科)学校的发文量占高校发文量的比例从56.75%下降至30.40%，且下降趋势明显。这种现象的出现与以下3个因素有一定关系。①随着国家对职业教育发展的更加重视，公办本科院校尤其是教育学学科建设较强的师范类院校较早地在职业教育领域进行学科建设投入，形成了良好积淀，科研团队有较强实力；而职业院校在职教科研上的重视不够、投入不足，对职业教育经验总结、理论升华以及参与构建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的意识不强、自觉性和主动性不足，使其在职教科研活动中没有发挥应有的作用。②受高职院校升格本科的影响，高职(专科)学校中职教科研活跃、实力较强的头部学校开展职业本科教育，逐年拉高了公办本科院校发文贡献占比。③职业院校存在部分在职读博的作者群体，第一署名单位以其攻读博士学位单位为主，一定程度上也拉高了公办本科院校发文贡献占比。

　　2.高贡献机构占比和发文量占比在公办本科院校和公办高职(专科)学校间存在差异化特点。如图3所示，近5年公办本科高贡献机构占比和发文量占比总体保持增长趋势，而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占比总体上呈下降趋势。这显示了公办本科院校群体内已形成了以职业教育科研为核心集聚的稳定机构，且已成为职业教育学术研究的中心，初步具备了引领性的特点。结合高贡献作者的机构分布情况综合分析，职教科研领域初步形成了学术引领性机构和作者群体，其中公办本科院校占主导的力量。公办高职(专科)学校中，高贡献机构数占比和发文数占比的双下降趋势，一方面与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升本的进程加快相关，另一方面也与公办高职(专科)学校中高贡献机构的规模呈现一定相关关系。

　　3.“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发文情况对比。从职教科研论文的贡献度来看，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总体上发挥了其引领示范作用。如表7所示，2019—2024年发文的首轮“双高计划”建设单位占当年高校发文机构总数的比例、发文量占当年高校发文总量的比例总体上呈现出先上升后下降的趋势，建设的前期上升明显，后期出现下降。校均发文量也呈现出同样的变化趋势。

　　这种现象的出现与“双高计划”建设项目的评价体系存在一定关联性，同时也从侧面说明高水平职业院校实践创新与理论研究间的互动关系不够紧密，职业院校对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构建的主体自觉尚需要进一步提升。

　　二、职业教育科研论文作者分析

　　构建中国职业教育学自主知识体系，离不开高贡献作者群体的学术活动与学术引导，激发高贡献作者的学术活跃性、培育稳定的作者群体是学术生态构建的重要内容。经统计与分析，2024年职业教育科研论文作者队伍情况具有如下特点。

　　(一)合作研究方面

　　如表8所示，合作署名是主流的研究方式。对比近5年的数据，单独署名占比的持续下降和两人合作署名占比的持续上升构成了职教科研论文署名中的重要现象。单独署名占比分别为43.61%、39.71%、35.88%、29.18%、26.25%，呈现持续下降；两人合作署名占比分别为38.35%、39.27%、41.23%、44.33%、44.51%，持续上升且增速稳定。自2022年两人合作署名超越单独署名成为占比最高的署名方式后，本年度两者的差距再次拉大，两人合作署名与三人联合署名方式合计占比达69.09%，显示出合作研究已成为职业教育科研活动中的主要科研组织方式，职业教育领域的有组织科研逐步形成和壮大。

　　(二)身份标识方面

　　统计范围内的1440篇论文中，有1390篇论文标注了第一作者的职称与身份信息。如表9所示，具有高级职称的第一作者占比57.16%，显示了高级职称群体是职教科研活动的主要贡献力量。相比2023年度，高级职称和中级职称的占比基本持平，博士后和博士研究生的占比均有所提高，分别提高0.51、2.07个百分点。进一步统计发现，在署名身份信息为博士研究生的论文中有123篇显示为在职攻读博士学位，其中有82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工作单位为公办高职(专科)学校，2篇论文的第一作者工作单位为中职学校，合计占比68.29%。这从侧面显示出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职业本科建设热潮之下，职业院校提升师资学历水平的需求与教师自身的努力，以及通过这一方式实现职业院校与本科院校尤其是高水平本科院校之间的科研互动和交流合作。

　　(三)高贡献作者方面

　　核心作者是推动学术创新与学科发展的骨干力量，同时也是提升期刊学术影响力和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之一。统计分析职教科研的高贡献作者群体的情况，是识别该领域研究现状的重要指标。普赖斯公式是文献计量学中分析核心作者的重要指标，2019—2024年的数据计算结果在1.98~2.37之间，因此，发文量3篇及以上的作者即可视为年度的核心作者。由于核心作者、高产作者等概念一般用于较长时段的研究人员的学术影响力分析，本研究根据职业教育科研领域的特点以及年度分析的目标，提出了高贡献作者的概念以界定在本年度的职业教育科研成果产出中具有较大贡献的研究者。以普赖斯公式计算结果为最低阈值，同时考虑年度间的可对比性，并结合多位专家意见，将发文3篇及以上的论文作者定义为高贡献作者。

　　如表10所示，占作者总数4.50%的53位高贡献作者贡献了188篇论文，占比13.06%，相比2023年高贡献作者数占比提升了0.38个百分点，发文量占比上升了0.01个百分点。

　　进一步将近5年的高贡献作者进行统计，高贡献作者总数为188人，连续5年进入高贡献作者名单的有2人(李梦卿、潘海生)，连续4年进入的有7人(林克松、李政、马君、宋亚峰、谢莉花、曾天山、宗诚)，连续3年进入的有10人(崔发周、李阳、刘晓、陆宇正、祁占勇、孙翠香、王屹、周建松、朱德全、庄西真)。

　　从2024年度高贡献作者所在机构来看，39名高贡献作者来自公办本科院校，占高贡献作者总量的73.58%，共发文143篇，占高贡献作者发文总量的76.06%，相比2023年占比分别下降5.27、4.34个百分点；6名高贡献作者来自公办高职(专科)学校，占高贡献作者总量的11.32%，共发文19篇，占高贡献作者发文总量的10.11%，相比2023年占比分别提高了3.63、3.07个百分点；其他机构共有8位，发文26篇，占高贡献作者总量的15.09%，占高贡献作者发文总量的13.83%，占比分别提高了3.55、3.78个百分点。

　　高贡献作者呈现集聚特点。同时拥有2名以上高贡献作者的有11家，其中，华东师范大学有5名，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有4名，天津大学、陕西师范大学、西南大学、湖北工业大学各有3名，教育部职业教育发展中心、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广西师范大学、江苏师范大学、南宁师范大学各有2名。

　　三、职业教育科研学术热点分析

　　高频关键词是识别某一研究领域的研究重点与热点的重要指示性标识。运用词频统计工具对1440篇论文关键词进行处理和统计分析，共提取6165个关键词，篇均4.28个，其中独立出现的关键词有2987个。对“高等职业教育”“高职教育”、“职业本科”“职业本科教育”等内涵相同的关键词进行相应合并后，继续进行统计分析。在社会网络分析中，一个节点的标准中心度越大就意味着这个节点在网络中就越重要。根据经验法则并参考普赖斯计算公式确定高频词的阈值为15，共计39个关键词，生成共现词对331对并计算出高频词的节点标准中心度。表11列举了重复15次及以上的关键词。

　　综合考量高频关键词的词频和标准中心度的分布情况并征求多位专家意见后，确定2024年度职业教育研究十大学术热点，分别为：①产教融合校企合作；②新质生产力赋能职业教育；③职业本科教育；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⑤教育强国；⑥职普融通；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⑧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⑨现代职业教育体系；⑩高技能人才培养。与此同时，邀请十位专家学者对其进行研究评述，以反映各热点领域的学术动态与趋势。

　　(一)产教融合校企合作

　　1.研究进展。自2014年《国务院关于加快现代职业教育的决定》提出“产教融合校企合作”、2017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产教融合的若干意见》系统规划产教融合政策以来，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受到理论界高度关注，成为职业教育研究中持续性的热点。2024年，学术界围绕产教融合校企合作开展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形成了多维度、多层次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反思。

　　2.主要观点。①多维理论审视。从多学科理论视角对产教融合进行了系统性学理阐释，有的研究基于博弈论和新制度经济学理论的整合性分析框架，解构产教融合的运行困境及其突破机制；有的研究通过组织边界理论揭示产教融合面临的组织边界壁垒及其突破策略；有的研究从松散耦合理论视角对产教融合主体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创新性阐释；有的研究从交易成本理论视角分析产业学院发展的运行逻辑与治理机制。跨学科理论工具的运用，深化了职业教育产教融合本体论认知，对丰富职业教育理论体系、持续推进产教融合改革具有积极意义。②剖析实践困境。有的研究从我国30个省级行政区2015—2021年的面板数据测度职业教育与产业发展的耦合协调水平，结果显示职教综合水平低于产业发展综合水平，职业教育对产业发展的支撑力仍比较弱，“产”“教”系统尚未形成良性互动。有的研究基于全国高职学校产教融合指数分析，发现高职教育产教融合的校热企冷现象依然明显。伴随产教融合组织形态的演进，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市域产教联合体成为新时期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组织形态的实践样态。研究认为，上述“两体”建设面临产教融合政策支持不足、多元参与主体的权责划分不科学、实体化运行中产权界定不清晰、企业参与校企合作的活力不足、现代化治理结构架设不完善等现实难点。这些矛盾和障碍折射出教育链、人才链与产业链、创新链融合的深层挑战。③创新实践路径。在区域整体推进层面，有的研究认为，以部省共同推进的省域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试点为支撑，创新利益分配、资源共享、沟通协调等制度设计，能推进产教融合行动。在单一载体推进层面，有的研究认为，以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为依托，推进跨界组织实体化运作为关键，协调各参与主体利益、明晰法人地位属性、健全组织结构和加强质量评估，可打造校企命运共同体，推动职业学校扎根区域、融入产业。还有研究立足行业企业立场，对企业参与产教融合的动力机制、行业企业参与职业教育评价等展开探讨。

　　3. 研究展望。面对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带来的深远影响，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研究应以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为指引，密切关注教育界和产业界以教促产、以产助教的政策举措和实际进展，跟踪研究各地在赋能新质生产力发展、推进数字化转型背景下产教融合政策创新、模式创新，特别是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和市域产教联合体建设运行方面的实践探索，提炼分析产教融合与校企合作的实践成效和问题，为深化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改革，协同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贡献更多智慧与力量。

　　(二)新质生产力赋能职业教育

　　1.研究进展。2023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黑龙江考察期间首次提出新质生产力概念。目前，学者们主要从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关系、以赋能新质生产力谋发展、以新质生产力赋能发展三个方面展开研究。

　　2.主要观点。①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存在“双向赋能”关系。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有双向赋能的内在关系，并且两者的关系已从被动反应转为双向赋能，即职业教育推动新质生产力高质量发展，是新质生产力形成的积极要素和重要变量；新质生产力的传导效应会引发职业教育理念、目标、模式、内容、方式的系统性变革。因此，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与新质生产力的双向驱动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逻辑生发点。另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动力支撑，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为新质生产力的涌现提供智力保障，两者存在高度耦合的关系，并从理论逻辑、实践逻辑和历史逻辑论证耦合的必然性，从体系建设共塑、人才供求互动、科技供给共生三个方面分析耦合的结构机制、过程机制和动力机制。②以赋能新质生产力谋取发展。推动新质生产力加快发展，是党和国家的重大战略任务。有学者认为，新质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为职业教育提供明确的发展指引。职业教育要勇担新质人才的培育使命、打造新质技术的创新高地、适配新质产业的发展需求、聚焦新质生产的变革成效、助推新质治理的向善发展。学者们认为，与新质生产力发展要求相比，我国职业教育专业建设与新质产业脱节、人才培养与岗位标准脱节、教学能级与技术应用脱节、素养养成与创新要求脱节，存在观念陈旧、产教融合浅层化、制度框架不完善、对外开放程度不够等现实挑战。为此，学者们认为，要强化顶层设计，创建赋能新质生产力的长效机制；构建适应产业更迭的人才供求体系，完善专业设置和产业发展的联动机制，夯实契合社会发展的职业教育模式，打造职业教育多元协同育人共同体；在新质生产力新动能的推动下实现系统性重构。③新质生产力赋能职业教育发展。有学者分析新质生产力整体如何赋能职业教育，如新质生产力推动职业教育数字化，优化人力资源的配置，助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新质生产力能凝聚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需求，发挥裂变重组与跨界融合作用，推动多元利益相关者协同治理职业教育公共事务。同时，有学者分析新质生产力中的科技创新、新发展理念等如何赋能职业教育，其中关于人工智能、数智化等新技术赋能职业教育发展的研究成果最为丰富。

　　3.研究展望。研究内容方面，加强对新质生产力及其新发展理念、新型生产关系、新经济新业态等对职业教育的赋能研究。研究视角方面，强化多学科跨学科研究，融合经济学、社会学等学科理论，深入剖析新质生产力赋能职业教育的内在机制。研究方法方面，更加重视实证研究，通过大规模调查、实验等方法，对理论研究成果进行分析验证，为政策制定和实践提供更具科学性和针对性的依据。

　　(三)职业本科教育

　　1.研究进展。我国本科职业教育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2024年本科职业教育研究呈现出深化研究的态势。学者们主要围绕本科职业教育的类型定位、预防学术漂移、制度建设、实践创新等展开深入研究，这些研究为职业本科教育发展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参考。

　　2.主要观点。①本科职业教育定位。关于职业本科内涵和定位的认识，有学者提出，推动本科层次职业教育稳步高质量发展，既要有鲜明的职业教育特点，更要具备本科层次特征，应强化职业属性的办学定位，构建技术强、产业准、就业稳的教育范式，避免学术漂移。职业本科教育是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职业教育的最高层次，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职业本科教育高质量发展是以培养高素质技术技能人才为目标，以高水平院校、高水准专业和高品质课程体系率先发展为重点。②预防本科职业教育漂移。多个研究探讨职业本科院校能否避免学术漂移的问题。学校“升格”后能否保持职业教育属性和特色，关乎职业院校“升格”后能否保障办学质量、提升办学品质。有学者的研究展现了欧洲本科层次职业教育发展的路径依赖特征和动力机制，总结分析了二元结构下的“双元制”路径依赖、中央集权下的专业人才培养的“职业漂移”路径依赖，以及自由市场经济模式下的二元走向一元的“学术漂移”路径依赖。有学者指出，遵循产业逻辑、通过制度创业，构建区别于传统高等教育的高等职业教育组织场域才是防范职业本科院校学术漂移的关键。这些研究为预防本科职业教育学术漂移提供了重要参考。③本科职业教育制度建设。构建职业技术大学的“合法性”应从三个方面着手：关注并提升规范合法性，强化制度供给；要注重可操作性并提升规制合法性，细化具体政策；要提高社会认同度并提升文化—认知合法性。当前本科职业教育发展应完善学位授予等建制，提升社会认同，推动职业本科成为产学研互嵌关键载体。关于职业本科院校提升社会服务能力，有研究指出职业本科院校在横向科研方面其应用研究能力有待提升、知识产权转化方面存在高技术含量成果偏少、社会服务职能尚未转变等问题。有学者概括指出，职业本科教育是国家技能形成制度的一种补充与创新，高技能形成是其本体功能与核心要义，为规避高技能形成失灵，要促使行动主体再嵌入与再造高技能形成场域，建立现代契约机制与打造高技能形成新生态，找准生态定位与革新高技能形成范式。关于本科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研究者指出，职业本科产教融合共同体是职业本科教育与产业跨界合作实现产业转型升级、高层次技术技能人才培养等需求与供给匹配的新形式、新途径。在新质生产力为代表的后现代社会阶段，产教融合共同体呈现出新质态的“创新驱动”的组织建设机制，必须打造“创新驱动”发展模式。④本科职业教育实践创新。有研究建议重塑符合学生发展需求的课程价值、构建嵌入性课程治理模式、改革课程治理的运作方式以及创新课程治理变革推进机制，变革面向智能制造的职业本科教育课程治理，形成多元利益主体参与、易于协商合作、资源共享的课程治理体系，确保课程高质量实施，培养适应智能制造产业发展需求的高端技术技能人才。

　　3.研究展望。展望未来，职业本科教育应坚持以高端技能人才培养为目标定位，进一步强调反映职业教育类型特征的产教融合、实践能力、技术技能积累等核心要素，进一步研究建设技能型高校，实现与研究型、应用型高校分类建设与人才培养分工。本科职业教育与应用型高等教育之间的区别的研究还有待加强。继续强化本科职业教育发展所需要的配套体系与制度机制，研究形成和完善“职教特色鲜明、本科质量标准”的评价框架。

　　(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

　　1.研究进展。随着国家教育数字化战略行动的纵深推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已从“联结为先、内容为本、合作为要”，迈向“集成化、智能化、国际化”的新阶段。2024年，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研究主要围绕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素养提升、教学场景、治理体系等方面展开深入分析与探索。

　　2.主要观点。①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核心动力源于产业需求与教育改革的协同推进。研究者普遍认为，数字化转型需紧扣“产业数字化”与“数字产业化”两大趋势，通过校企合作重构专业教学体系。校企应共建数字化实训环境，开发虚拟仿真实训系统，推动专业数字化改造和人才培养方案升级。职业院校需根据区域产业链需求调整专业内涵，增设数字化、智能化课程，提升学生就业质量。同时，职业院校应结合区域经济特点，探索“产学研一体化”模式，将企业真实场景融入教学，以虚实结合技术解决实训设备不足和高危场景教学难题。②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素养提升。研究者一致认为，教师和学生的数字素养是转型的关键瓶颈。学生需具备信息检索、风险评估和终身学习能力，而教师则需从“技术工具使用”转向“数字思维内化”，掌握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技术应用能力，避免“技术表演”，注重教学实效。职业院校需构建教师数字素养框架，结合国际经验，完善培训体系。数字素养应融入学生职业能力框架，通过具身化学习体验培养数字思维，通过激励机制引导教师参与数字化教学改革，提升其课程开发与混合式教学能力。③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教学场景。高职院校可构建“云课堂+虚拟仿真+混合教学”的多元模式，利用元宇宙、数字孪生技术打造沉浸式学习环境。通过“云上学、实地练”平台整合全球资源，支持个性化学习路径。通过虚拟仿真实训基地解决设备成本高、危险性大的教学难题，实现“时时可学、处处可练”。在课程资源方面，研究者强调开发交互式数字教材，融合动态企业案例，增强课程时效性。基于云班课等智能平台采集学习行为数据，实现教学评价从结果导向转向过程性、增值性分析。④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治理体系。国家需完善数字化立法，建立激励机制，推动技术与教育深度协同；通过“职业教育数字基座”实现数据直连，动态监测全国院校数字化进展，服务政策制定。职业院校需建设校本大数据中心，推进“全维数据、循证决策”，提升管理精细化水平；从“项目驱动”转向“生态化发展”，完善数字资源准入标准，破解区域间“数字鸿沟”；建立数据驱动的评价认证体系，动态监测学生技能提升和院校质量增长。

　　3.研究展望。未来需进一步聚焦以下四个研究方向：一是新兴技术如何推动职业教育场景的智能化重构；二是数据治理与教育生态系统优化，从分散式数据采集转向全维度整合与智能决策；三是个性化学习与教学模式创新，研究需突破传统“标准化”教学范式，深化以学习者为中心的个性化教育。四是国际化协作与数字生态共建，积极探索跨国职业教育数字认证体系和构建全球化产教融合平台。

　　(五)教育强国

　　1.研究进展。2024年教育强国背景下的职业教育研究进展呈现三大特点。一是政策响应性。围绕全国教育大会精神，聚焦现代职业教育体系构建与政策落地开展研究。二是问题导向性。关注现实中职业教育吸引力不足、适应性弱、类型特色不显著等困境，提出教育强国建设行动建议。三是理论建构性。对中国特色职业教育实践进行理论提升和创新，丰富教育强国的理论建设。

　　2.主要观点。一是职业教育在强国建设中的战略价值与功能定位。职业教育是国民教育体系和人力资源开发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培养多元人才、促进就业创业的重要途径，在助力新质生产力落地、促进高质量发展、保障和改善民生中发挥着重要支撑作用。二是职业教育强国建设的内涵要义与推进路径。职业教育强国建设是教育强国建设的应有之义，需遵循“历史-理论-实践-话语”四重逻辑，强调其与教育、科技、人才强国的联动效应，破解职业教育强国建设过程中的根本问题和重大问题。三是职普融通视阈下职业教育与教育强国的多重逻辑。从“普职融通”到“职普融通”，从“层次”到“类型”，从“类型”到“理念”，职业教育的这种变化逻辑要求加快构建职普融通的教育体系。四是职业教育与终身学习体系建设。研究强调，职业教育需通过终身学习体系建设应对技术变革带来的职业变换挑战。学习型社会是教育强国建设的重要基石，继续教育要成为学习型社会建设的重要力量，需致力构建网络化、数字化、个性化、终身化的教育体系，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五是职业教育助力社会公平建设。职业教育公平是教育强国建设的本质内涵与内在逻辑，是职业教育强国的重要标志与理论监测点，也是我国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的基本政策和动力工具。六是职业教育要助力大国外交。研究认为，职业教育“走出去”已经成为现实，要用中国方案在境外培养当地的学生，坚持以服务国家外交大局和“走出去”企业本土化发展所需为主要目的。

　　3.研究展望。在理论创新方面，应着重结合中国国情，在宏观政策导向下，加强职业教育自主知识体系构建，同时需借鉴其他学科方法，以跨学科方法深化研究。在实践创新方面，需针对职业教育作为类型教育的未来发展、职业教育产教融合生态、职业教育与新兴产业的动态适配机制、数字化时代的职业教育改革、职业教育评价体系、职业教育毕业生待遇保障等主题，以问题为导向开展研究，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和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更多实践指导。

　　(六)职普融通

　　1.研究进展。2024年，学界围绕职普融通开展广泛研究，相关成果主要聚焦在六个关键问题，即职普融通的时代内涵、中等职业教育的合法性问题、综合高中建设问题、职普融通的国际经验借鉴、职普融通实践困境剖析以及职普融通政策优化问题。

　　2.主要观点。①如何理解职普融通的时代意蕴？学界普遍认为推进职普融通是实现教育强国的重要之举，能有效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发展新质生产力提供人才支撑，需要跳出单一的职业教育维度，从大教育观来审视“职普融通”。对此，学界对职普融通内涵理解也愈发丰富，形成了诸如推动国家教育公平与人的多样化发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和适应未来社会发展、防止社会分层固化、优化教育资源的配置，提高教育投资的回报率等多学科视角阐释。②职普融通与中等职业教育发展困境。不少研究者认为当前我国依旧存在着对中等职业教育的需求，不能因中等职业教育就业属性的弱化就简单将其取消，关键要结合新时期社会发展目标重新定位中等职业教育功能。③职普融通与综合高中改革探索。尽管当前不少政策文件均将探索综合高中作为实现高中阶段职普教育融通的重要载体，但学界对此持谨慎态度。不少研究者认为综合高中的建设仍面临着政策、标准、教学等方面的困境，对于我国而言，综合高中难以整合各异质主体沟通衔接。对此，研究普遍认为当前我国应谨慎探索综合高中建设，充分赋权地方探索和实践，在发展中试点布局，保持足够的弹性和灵活性。④教育发达国家推进职普融通的经验启示。研究者一方面聚焦以美国、芬兰等为代表的职普单轨制国家讨论这些国家是如何实现学术职业与职业知识的整合，另一方面聚焦以德国、日本为代表的职普双轨制国家，讨论这些国家是如何实现两种类型教育的平行发展与相互衔接。⑤我国推进职普融通面临的现实困境与推进路径。不少学者立足我国推进职普融通的现实实践，指出课程资源、制度保障、社会氛围仍是阻碍当前职普融通实践的关键。也有学者将视线聚焦政策执行落地的多重阻滞，即缺乏对职普融通实施的宏观指导意见、地方政府的职普融通政策存在一定的设计不合理。对此，研究普遍认为要建立完善的职普融通政策体系：一是要强化中央到地方的统筹，加强政策设计和系统规划；二是制定科学、适用和可操作性的质量评价标准体系；三是完善多元协同机制，将政府主导和多元参与密切结合，理顺政策协同主体关系。

　　3.研究展望。未来“职普融通”研究需重点关注以下方向：一是政策细化与地方适配研究，如何建立“国家统筹+地方特色”的分层政策体系，细化“国家-省-市”三级政策联动机制，研究地方结合实际需求设计特色融通路径；二是破解职业能力与学术能力的量化兼容这一职普融通落地的关键难点；三是构建多方协同的职普融通社会支持网络，加强公众认知引导，重塑职业教育的文化价值。

　　(七)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

　　1. 研究进展。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研究在2024年受到持续关注，并且相关探讨更加细致和深入。其重要关键词是“数字化”和“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逻辑，不仅在于是自身发展的内在要求，作为高质量教育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教育强国建设提供支撑；还在于要服务于国家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现实需求，实现与培育新质生产力形成良性互动。

　　2. 主要观点。一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意义。高质量职业教育作为培养高水平技术技能人才的主战场，与新质生产力有着伴生与耦合的现实逻辑，对新质生产力的孕育与锻造具有重要的驱动作用，因而是推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一环。二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水平与测量维度。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水平的高低及测量标准，不仅能精准衡量职业教育发展现状，还能为职业教育体系的持续优化和改进提供重要的参考依据。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衡量指标主要围绕社会、职业教育、学生等不同主体的需求而提出，如包括社会贡献度与产业对接、职业教育办学提升与创新可持续发展、学生成才通道扩宽等维度。三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实践路径。从“大学-国家-社会”三角协调理论框架、嵌入性理论分析框架等视角，探讨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有效发展路径。在策略层面，提出外部条件优化助推职业教育内部质变的路径，倡导强化多主体参与、促进与产业需求对接、优化人才选拔培养评价机制等。四是数字生态为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提供契机。数字化转型有助于重构职业教育生态，引领教育理念变革、方法变革、实践变革，促进优质职业教育资源的均衡配置，推动产教融合共同体共建共享，形成泛在社会构建职业教育跨界共在体，打造人技和谐的生态场域。五是职业教育课程的高质量发展。强调整合性课程设计，推动知识的融合与交叉，提供真实或仿真的学习环境；强调对接区域产业需求，设置具有地方特色的课程体系；强调要为学生提供适性化课程，以满足数字化时代学生发展的新特点。六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区域实践。对区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进行分析，如浙江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促进共同富裕的实践探索等。

　　3.研究展望。未来研究有以下三个推进方向。一是职业教育数字化转型的深度推进，建立“人工智能+新质生产力+职业教育”协同发展模式，创设“虚实共在”育人范式；二是基于大职业教育观，深入推进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科教融汇，促进教育、人才、产业与创新紧密衔接，建设更全面高效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三是职业教育的区域化发展，在区域间协调发展基础上，优化职业教育及其数字化布局，实现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与区域高质量发展紧密结合。

　　(八)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

　　1.研究进展。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关键路径，也是职业教育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命题。2024年，学界围绕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涵、意义、逻辑与数字化趋势等问题展开深入研究，形成了一系列研究成果。

　　2.主要观点。①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内涵。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核心是通过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产业服务与文化传承，推动乡村经济、社会与生态的全面振兴。其内涵主要包括三方面。一是经济赋能，通过产教融合激活乡村生产要素，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需要以技术赋能为抓手，将生态资源转化为产业经济价值。二是人力资本赋能，通过培育新型职业农民、乡村工匠等本土化人才，解决“人才空心化”问题，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需要构建“生产经营-治理-科技”三位一体的人才培养体系。三是文化赋能，通过传承乡土文明，重构乡村公共精神，有学者认为职业教育应借助文化主体培育等方式，增强乡村文化内生动力。②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意义。一是服务共同富裕目标，职业教育通过技能培训与就业支持，提升农民收入水平，阻断贫困代际传递，有研究发现职业能力培养可有效降低返贫风险。二是推动城乡融合发展，职业教育通过人才供给与技术服务，缩小城乡发展差距，有研究通过扎根理论分析发现系统共治模式可促进城乡要素双向流动。三是支撑乡村治理现代化，职业教育培养的复合型治理人才，能够提升乡村组织效能，有研究提出职业院校可通过参与乡村公共事务培训，助力基层治理能力提升。③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逻辑。一是顶层逻辑，遵循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导向，强化职业教育类型定位，将服务乡村纳入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二是实践逻辑，立足乡村实际需求，构建“产教融合-数字化-文化嵌入”三维路径，有研究提出“五维赋能”模式，涵盖人才赋能、科技赋能、品牌赋能、文化赋能、孵化赋能等。三是治理逻辑，协调政府、市场、社会多元主体，完善政策供给与资源配置，有研究指出，需加强职业教育服务乡村振兴的制度保障。④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数字化趋势。通过虚拟仿真实训、远程教育平台应用，提升乡村人才培养效率，有学者建议开展农民数字应用技能培训行动，培养“数字新农人”。

　　3.研究展望。未来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研究需要在以下四个方向重点突破。一是探索人工智能、绿色技术等新质生产力如何赋能乡村产业升级，重构职业教育人才培养模式。二是明确农民对职业教育的真实需求，优化“新型职业农民”的培养标准与课程设计。三是针对东中西部、民族地区等不同区域，构建职业教育赋能乡村振兴的分类指导方案。四是建立涵盖经济贡献度、社会效益、文化影响力的多维评价指标体系。

　　(九)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1.研究进展。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明确提出要“加快构建职普融通、产教融合的职业教育体系”。2024年，学术界围绕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制度结构、运行机制、发展路径等展开了多维度探讨，致力于探索适应新阶段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现代职业教育体系。

　　2.主要观点。①制度结构：构建横纵融通的技能人才成长路径。横向的职普融通与纵向的中本贯通成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夯实技能人才成长路径的重要举措。一方面，职普融通作为推动教育现代化、培养高素质人才的关键，各地应立足区域实际，统筹教育资源，制定符合本地实际的职普融通方案，为现代教育体系的建设提供支撑。同时，通过学制互通、学籍互转、资源互享、学分互认等方式，赋予学生更大的选择权，鼓励他们根据自身兴趣和需求，在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之间自由流动，拓宽其发展空间。另一方面，构建中职至本科的纵向贯通体系，是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的重要任务。当前亟需紧扣区域经济和产业发展需求，加强部门协同，完善中职至本科的衔接机制，并探索建立“职业行家-专业学士-专业硕士”的多层次资格框架，鼓励教育机构为学习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②运行机制：加强产教融合实体化运作与认证体系优化。当前，市域产教联合体与行业产教融合共同体已成为构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重要组织形式。为确保其高效运行，关键在于明确治理结构与责任分工，推动治理模式从行政命令式向引导调控式转变，并制定差异化的激励政策，确保多方主体在权责利分配上的协同与均衡，从而为现代职业教育体系建设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技能人才评价认证体系的完善是确保职业教育体系健康运转的关键因素。然而，当前职业资格证书制度存在种类繁多、设置交叉、部门间互认困难以及管理碎片化等问题，严重削弱了技能人才评价体系的科学性与公信力。因此，学者们认为应合理设计职业资格证书体系的建设思路，紧密围绕技能型社会建设需求，提升认证内容与产业岗位的契合度，进一步提升现代职业教育体系的整体效能。③发展路径：推动数字化赋能与国际化转型并行发展。当前，数字技术在职业教育教法革新、资源整合和场域延伸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为提高教学效率和学习质量提供了新的可能性。这就要求职业教育体系能够灵活适应技术发展的趋势，强化数字化转型战略认知，以重塑职业教育新生态。职业院校应聚焦技术与数据，整合多元数字资源，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从而实现教学资源数字化、教学过程智能化和个性化、教育管理信息化与数据化。此外，拓宽职业教育国际视野是增强职业教育国际竞争力的重要途径。通过引进国际先进的教育理念和教学方法，完善职业教育国际合作沟通机制，加强地方政府、行业组织、职业院校、海外企业联动协作，有助于提升职业教育的全球认可度和影响力，使其更好地服务企业“走出去”战略，形成产教融合的良性互动，推动我国在全球产业链和人才链中占据更高地位。

　　3.研究展望。未来研究可从以下三个方向深入推进。一是聚焦技能型社会建设中的制度创新研究。职业教育体系的健全是建设技能型社会的核心。未来研究应围绕新八级工制度的实施路径、职业技能等级与岗位需求的匹配机制等展开，深入分析如何在“政府主导、社会协同”治理模式下优化资源配置，推动教育与产业高效衔接，加快技能型社会的建设步伐。二是深化省域职业教育体系建设研究。未来研究应聚焦省域层面的职教体系建设，探索区域间教育资源统筹与共享机制，提升职业教育服务区域协同发展的能力。三是加强职教出海研究。进一步关注如何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围绕跨国教育合作、国际认证标准对接等议题，提升我国职业教育的国际影响力与制度兼容性。

　　(十)高技能人才培养

　　1.研究进展。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结构的转型升级和新质生产力的发展，高技能人才在推动技术创新、促进产业升级中的作用愈发凸显。2024年相关研究聚焦高技能人才的培养、使用和发展等方面，既有对高技能人才培养政策和制度的梳理和解读，也有对高技能人才培养的主体、方式和载体的分析。尤其是近年来数字技术对产业发展的深度嵌入，不断形塑高技能人才培养、使用和发展的内外部环境，以及高技能人才的能力结构，使不少研究开始关注高技能人才培养中的数字化趋势。

　　2.研究观点。①高技能人才的内涵与特征。高技能人才不仅是技术工人中的“能工巧匠”，更是具备创新能力、复合技能和职业素养的高层次人才。他们不仅需要掌握精湛的技艺，还应具备解决复杂问题的能力和持续学习的意识。②职业教育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系。职业教育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基础，但单纯依靠职业学校教育难以满足高技能人才的成长需求。研究强调，职业教育应与职业继续教育相结合，构建“职业学校教育+职业继续教育”的双轨制体系。此外，职业教育应更加注重实践教学和企业合作，通过工学结合、项目导向等方式提升学生的实践能力。③产教融合对于高技能人才培养的重要性。产教融合是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关键。研究指出，企业应深度参与职业教育，通过共建实训基地、联合培养等方式，推动人才培养与产业需求的精准对接。同时，政府应加强对产教融合的支持，完善相关政策和制度，促进校企合作的可持续发展。④高技能人才培养数字化转型的必要性。随着数字经济的发展，高技能人才培养必须适应数字化转型的要求。研究提出，职业教育应引入虚拟现实、模拟仿真等现代教育技术，提升教学效果。此外，数字化转型还应体现在课程内容的更新、教学模式的创新以及学生创新能力的培养上。

　　3.研究展望。未来可在以下方面做进一步研究和探讨。一是要加强政策研究与创新。应找准阻碍高技能人才有效培养和高效使用的制度堵点，进一步完善高技能人才培养的政策体系，加强对政策落实情况的监督和评估，同时，应根据产业发展需求，动态调整政策内容，实现政策层面对不同类型、不同发展阶段的高技能人才的差异化扶持。二是要深化培养模式改革。不断优化专业设置和课程体系，改革学制设置，促进学习方式的现代化变革。三是要注重探索匹配高技能人才培养和使用的产教融合模式，尤其是企业在高技能人才的培养和使用上如何更好地发挥功能，以及如何实现职前教育和职后培训一体化，为高技能人才的挖掘、培养和成长提供系统化路径。四是进一步强化数字化人才培养。包括分析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如何重塑高技能人才的培养生态、如何重构高技能人才的能力结构等。五是进一步拓展高技能人才培养的国际视野，挖掘不同国家高技能人才发现、培养和使用的先进经验。

　　【王小梅，江西师范大学特聘教授，《中国高教研究》主编、编审；祝鸿平，浙江省教育科学研究院院长；周详，中国人民大学评价研究中心研究员，教育学院副教授；刘植萌，全国高校信息资料研究会研究部副主任】

　　(十大学术热点的评述专家依次为：祝鸿平、胡海青、和震、郭福春、许建领、刘晓、宋齐明、李阳、冉云芳、庄西真)

　　原文刊载于《中国高教研究》2025年第7期